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高端访谈

　　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广东工作，并赋予广东“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新时代新使命。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节点上，其对于广东未来发展意义何在？广东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应把握哪些重点环节？加快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广东有何优势？如何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一抓手，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记者就此采访了广东省社科院王珺院长。

　　文/广州日报评论员 谭敏

　　广州日报：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提出“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新时代新使命有何深意？这对广东未来发展的意义何在？

　　广东省社科院院长王珺：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节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提出“四个走在全国前列”，首先是对于广东转型升级、快速发展的一种肯定。近几年，广东从“腾笼换鸟”、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到全面进入创新发展阶段，在这一轮转型升级中走在全国前列，一是因为“走得早”，产业布局早；二是“走得快”，2017年广东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9516.92亿元，增长13.2%，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8.8%，比全国高16个百分点。

　　这几年，从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向高新技术产业占有一定比重，看得出来，广东在产业转型升级上下了很大功夫。这主要靠改革开放。今后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会遇到许多困难与挑战，仍要通过改革开放来化解。习近平总书记向广东提出“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要求，也是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仍然要坚持改革开放，中国未来的发展仍然要靠改革开放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深化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境

　　广州日报：当前改革开放的核心与关键在哪里？

　　王珺：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这是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据数据统计，从1978年至今，中国经济的内部因素发生了变化，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与资源价格上升，影响到经济增速。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生存与发展，必须用其他成本的降低进行对冲。

　　经济的增长主要靠企业来推动，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主要看扣除成本后的剩余，剩余越多，企业就生存得越好。企业的成本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生产成本，二是运输成本，三是交易成本。生产成本主要靠企业自身的创新加以降低。运输成本可以通过运输条件的改善来降低，目前随着高铁等基础设施的大量建设，运输成本也降下来了。

　　现在就是要千方百计地降低交易成本。所谓交易成本就是企业在产权的转让、认购，以及企业与政府和客户打交道过程中的费用。怎么降低交易成本？就是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程序，减少审批与办事环节，把企业与政府以及客户打交道的时间与成本降下来。

　　我们看到，从2012年以来，国家就开始把重心转到逐步通过“放管服”来转变政府职能、大幅缩短行政审批的环节，让企业更加好办事。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最多跑一次”，说的也是降低交易成本的问题。下一步改革开放的关键就是要千方百计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

　　世界银行去年11月公布了190个经济体营商环境的排名。营商环境实际上就是注册一个企业要花多长时间多少钱，这是实实在在的交易成本的体现。2013年中国排在第91位，去年排第78位，和过去相比，中国虽然有进步，但和排名靠前的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

　　党的十八大以来，李克强总理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都谈到营商环境。大家也越来越明确感觉到，中国的营商环境必须要和国际接轨，要认同国际通行的规则。今后几年深化改革的重点难点仍是通过政府职能转变，优化营商环境。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成长为主导产业

　　广州日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事关我们能否引领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潮流、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事关我们能否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广东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应该把握哪些重点环节？

　　王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是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体系的关键是主导产业。主导产业的转换涉及到优化经济结构、新旧动能转换、转变发展方式。主导产业变化越快，就意味着新旧动能转换越快，经济结构调整得越快。中国，包括广东在内，这4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主导产业的快速调整。上世纪80年代生产手表、缝纫机，上世纪90年代生产冰箱、彩电、洗衣机，21世纪初生产电脑、空调、移动电话，接下来就是满足汽车进入家庭等需求。这一系列主导产业的变化，一方面反映消费不断升级，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利用后发优势，把发达国家成熟的产业引进来、不断缩小差距的过程。

　　中国发展到现在，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消费层次趋于相同。随着收入水平差距缩小，技术引进空间越来越有限，而经济发展对技术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必须加强自主创新，这也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强调创新驱动发展的原因。

　　广东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2016年，广东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为1.98万家，稳居全国第一位，去年年底超3.3万家。这是创新驱动的结果。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广东高新技术产业有了良好的开局，但还未成长为主导产业。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还需要提高高新技术产业的份额与比重。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谈到的，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广东要加快构筑产业体系新支柱。

　　如何让新产业成为支柱型产业？一是加快推动中小科技企业上市、并购与重组，使一部分有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尽快走向大企业，让大企业成为带动整个行业走向支柱型产业的重要力量。目前广东的高新技术企业比北京多，但是“独角兽”企业远远少于北京，这表明了广东市场化整合发展的潜力很大。二是消除要素与资源跨地区、跨部门流动的体制障碍，促进要素从低收益领域更便捷地流向高收益领域。三是要鼓励催生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越多，整个社会发展基础越雄厚，作为新兴产业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就越强。

　　配套性改革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加快打造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营商环境；二是将产权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落实到位；三是加大公共性知识的投入，诸如公共性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等方面的投入。研发的占比和研发中政府用于基础性、公共性知识的比重能够明显增大，科技创新的力量就会越强劲。对于广州来说，这方面的基础是十分雄厚的，高校与科研院所众多，适宜的生活与工作环境仍然在源源不断地吸引高素质人才与创新资源流入，持续创新发展的后劲会很强。我相信，随着创新的持续发展，特别是创新体制机制的激励作用日益显现，科研成果的转化能力不断提高，广州的创新能力会越来越强。

　　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真正让市场发挥作用

　　广州日报：什么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广东有哪些优势？难点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王珺：所谓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就是激励要素与资源向高收益与高技术含量的领域流动的体制机制。我认为可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来理解。所谓微观，就是说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有高收益领域。通过创新使企业有一个高收益的来源，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高收益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中观是生产要素流动，通过价格导向，引导要素从低收益产业流向高收益产业，优化资源配置，使高收益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而低收益产业所占比重不断收缩。宏观就是解决好各种关系，实现动态平衡。诸如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生态环保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等等。当然，核心是市场和政府关系。我经常用水流与水渠来比喻两者之间的关系，市场中的要素流动是一种水流，政府的规则是水渠，水流是灌溉土地还是损害良田，取决于政府水渠的引导。微观是基础，中观是核心，宏观是保障，三者相互作用，推动发展。

　　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就要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目前，市场经济有效运行还存在各种掣肘，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打破这种掣肘。“水流”怎么走，取决于“水渠”怎么筑。

　　相对于内陆地区来说，广东市场基础较好，但和国际先进地区相比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要求相比，还有差距，广东发展走在全国前列，还需要下大力气解决好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这些差距，还是要靠改革来解决。具体来说，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核心问题还是怎么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宏观引导的“水渠建设”的作用。

　　广州日报：全面开放新格局有什么新的涵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抓手，广东提出2018年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王珺：过去是出口导向为主，现在是制造业与服务业同步放开，沿海与内地同步放开，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同步推动，这是跟以前不同的地方。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抓手，一方面因为这个湾区里涵盖了过去所有的开放区域，诸如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自贸区和自由贸易港等，所以，这是我国最开放的区域。同时，这个湾区里有不同的体制，有三种货币，三个关税区，把这些不同体制下的地区发展协调好，既是有利于港澳地区持续繁荣稳定与内地共同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向全球展示我国处理不同体制下的地区协调能力与发展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全球性意义。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重点是协调，难点也是协调。9+2能不能大于11，关键取决于跨地区的要素能不能有效流动。跨越不同体制，难度比区域内更大，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也要落脚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